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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瓒"在册命金文中是极为重要而且特殊的赏赐物，具有传世文献中"命圭"的性质和作用。究其原因，被赏赐者身份与位的尊崇、是否属于重命都不是决定性因素，关键在于在关乎王朝存亡的危机时刻其人是否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是否扮演力挽狂澜的角色。二里头文化的14C测年研究早在上世纪7年代即已起步，但据其所构建的二里头文化年代框架，始终与考古学分期方案及天文学推算成果之间存在诸多矛盾。近年来14C数据的屡次修订无疑加剧了这种矛盾，使得二里头文化的编年体系与"陶器敏感范围"及"五星聚合时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周边文化的年代学成果形成了冲击。实际上，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源于14C研究自身的局限。因此，正确认识采样的偶然性、测定的相对性及拟合环节中考古学背景的不确定性，是探索二里头文化年代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加强相关学科的沟通与交流，打破"中原本位"意识的束缚也极为必要。总体来看，当前的14C技术尚不足以支撑二里头文化的定性研究，而只宜作为参考。二里头文化的年代构建应通过多元证据的互校和整合来加以完善。5年， 博物馆征集入藏了1件爯鼎和2件爯簋，它们与此前所见的3件爯器应属同一青铜器组合。国博所藏的3件爯器造型庄重，纹饰精美，且器内均铸有相同内容的长篇铭文，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诸件爯器的铭文记载了器主人爯受赐于遣伯、遣姬，因感念其高尚的道德言行，铸作宗庙彝器以奉祀其文考的历史背景。铭中"遣伯""德音""余一子"等称谓、用辞均属金文首见，为研究商周时期的遣氏家族及相关历史、语言、文化了新的依据。从几件爯器的形制、纹饰、铭文及等级规格来看，该组青铜器约铸造于西周中期，其器主人爯的身份大致相当于诸侯国封君。魏郡等字残碑存字若干，虽不完整却也是难得的东汉碑刻遗存。碑文内容具有一定的地理历史价值。碑文书法水平虽不算精到，却有大璞未雕、生动自然之意。洪泽湖大堤石刻图是近年来文物保护中所发现，具有重要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文物。通过考证和研究，本文认为这批石刻图是以明清时期的吉祥谐音图案为主体，在美术史和民俗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佛教造像中所表现的供养人像不仅是和礼拜佛像的佛教信徒的形象，同时，作为皇帝的臣民、 和社会的一员，也是他们想确立自我存在的一个形象。本文阐述了佛教造像这一宗教活动是被利用为向和社会表达意志的一个"场所"，供养人像的一个主要功能即是其表现手段。现存佛像当中并非都是地区精作品，也存在很多地方和民间的拙劣作品。这些作品虽然从美术史的角度评价较低，但实际上，作为向 和社会传递意愿的一个纪念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在佛教美术研究当中不能只从美术史的角度去研究，也有必要从社会史的角度去研究。河南博物院藏黄釉扁壶在造型上与北朝以前的铜、漆等扁体器物并无承继关系。壶腹部装饰胡腾舞乐舞图案，图案采用近大远小的平行 原理构图，与西方绘画艺术表现手法相似，线条的运用与波斯银器人物刻画相似，有浓郁的西方特征，它可能是西方文化与丝绸之路上各种文化交流、融合的早期表现或西方输入品，这种风格一直影响至隋唐。9年冬至21年春，焦作市文物工作队在 焦作苏蔺村段挖的河道内发现以汉代时期为主的6座砖瓦窑。其中Y6保存极其完整。窑址的发现不仅填补了焦作地区未发现有窑址群的空白，同时为我们研究战国至汉代时期窑址形制、结构、烧制技术等了十分珍贵的。汉代的麒麟是以鹿科动物为主要原型，融合了马、牛、独角犀等兽的局部特征而塑造出的"混合体"，而"独角戴肉"是其区别于其他神兽的 显着标志。刘家庄遗址位于济南市古城区西北约3公里的城中村—刘家庄村，是一处商周和唐至明清时期的遗址。7月—211年2月，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大量灰坑、墓葬等遗迹。M12M122两墓规模较大，随葬器物丰富，出土大量青铜器，器形完整及可辨者共计121件，其中容器22件，有鼎、甑、簋、爵、觚、斝、卣、壶等；77件(组)，有戈、矛、等；另有少量玉器及陶器等。部分青铜器上带有族徽铭文，共计4种14组。两座墓葬出土器物与殷墟同类器物极为相似，初步推测两座墓葬时代为殷墟三期，墓主人为中等 。发掘表明，晚商时期刘家庄区域居住着至少一支与商都殷墟有密切关系的氏族，再次验证了济南在商代的重要位置，为山东地区商代政治、经济格局的研究了重要的，同时对研究济南的城市变迁也有重大意义。农业博物馆藏唐魏王武承嗣墓志，由梁王武三思撰序、崔融撰铭，形制较大、规格较高，是已发现的唐王侯级墓志中者。志文详细记载了武承嗣的生平和历任职以及卒葬地，可补证两《唐书》武承嗣传等记载，为研究唐代特别是武周时期历史了重要。志文引用大量历史名人典故，辞藻华丽优美，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长孙琬的楷书章法疏朗，神气贯通，遒劲圆健，腴润婉丽。